世界杯与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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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唐僧
在电视时代之前，世界杯的影响力是有限的。自己的国家无缘跻身其间的国民往往可以完全超然物外。但自从电视介入足球之后，这个运动就变得复杂而有趣了。1954年的瑞
士世界杯，比赛画面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，但那时只能提供实况录像；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，FIFA也第一次从电视转播权中受益，数额是五万美元。40年后，FIFA把2002年和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捆绑卖给了德国的基尔希公司，售价17亿美元。
这个惊人的变化，取决于两项今天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技术:1961年发明的“慢镜头回放”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采用的卫星直播——那一届的比赛用球因此而被命名为Telstar。从那以后，足球就再也不是“22个需要休息的人在场上拼命奔跑，4万个需要运动的人却坐在那里观看”的运动了，而是成了现代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代名词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电视会为足球带来如此巨大变化。也正是在1970年，贝肯鲍尔还抱怨说踢球不如去开出租车。
中国人看到的第一场世界杯现场直播，是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意大利的决赛。原因是比赛的前一天，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打了个电话给央视，说是实况录像不过瘾，能不能搞个直播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央视居然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事儿给搞定了。从那以后，中国人开始知道了马拉多纳、马特乌斯、贝克汉姆和齐达内。荣格说:“文学的特殊价值，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寻照。”足球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中国的球迷们，在自己的领地里找不到移情的目标，只好把对国家队的失望转化为对一个个国际巨星的认同和崇拜。只有罗纳尔多们，才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对英雄原型的渴望和“寻照”。
电视，这个庞然怪物，把每个人带到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上，强迫他与数不清的人进行全方位比较，从而抹掉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特点。这是个信息异化的时代，亦即个性丧失的时代。在这个复杂无比的系统中，单个的人正如人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胞，他的喜怒哀乐根本无法被整个机体所感知。这便强迫他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“欧文粉丝”、“亨利拥趸”之类的标签，以便寻找同质的细胞去形成组织(tissue)。这是每一个细胞都心照不宣的小秘密——在这个信息异化的时代，个体如果不先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，就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和机会。
现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深谙此中奥秘。他知道，虽然现在已经有204个国家成为FIFA的成员国，并且参加四年一次的预选赛。但是要想让只有32支球队参加决赛阶段的世界杯成为一场全球欢宴，就要不遗余力地去造星，让只有旁观资格的中国人、越南人和乍得人聚集在贝克汉姆们的麾下。只有这样，足球才能真正成为“一种理想的电视运动”。今年，将有创纪录的500亿人次通过电视收看世界杯。
习惯了四年冷漠而孤寂的日子之后，人们突然发现了对他人的需要。你只需要对一个穿红衣服的家伙说一句“喔，我也喜欢劳尔！”那家伙就会倒在你怀里哭上半天，末了儿还要硬塞给你一杯冰镇啤酒。哦，这感觉真美妙！六月的世界杯，天空中回响着勒庞的名言:这是一个群体的时代！